四时行焉出自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4】以上对凌廷堪复礼思想的评价，并非要否定其在礼学方面的造诣。也就是说，凌氏所处的时代，礼学已可谓如日中天。
性至微也，而礼则显焉者也。（《复礼下》，《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8-19页）凌氏于此对理学建构的过程和学者的心理作了探讨，进而指出理学的禅学倾向。【1】诸家之研究，对于呈现凌氏礼学思想的面貌和特点颇有助益。（《论语礼后说》，《凌廷堪全集》第三册，第147页）五色之中，白采居其一，青、黄、赤、黑必待白采而后成文。实际上，阮元与凌氏为莫逆之交，阮元认为复礼之说为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显然是出于对好友的褒奖，今人切不可将溢美之词当作事实来看待。
他在揭示学术源流和演变规律时说：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 潘斌（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进入专题： 凌廷堪 复礼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章学诚竟是在经过一次越境旅行与一番言说之后方被他的故乡再次召回与重新评价的。
2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有关孔教问题，还可参考张尔田《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强固道德》（《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5期）《孔教五首〈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东京〉》1914年第3期）《驳某君论孔教非宗教孔子非宗教家书》（《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1期）《论说论孔教与东南兵祸之关系及一年来对于孔教诋毁者之心理》（《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8期）等文。日人所设东方文化会，从时间上推断当是1931年12月10日建立的东方文化联盟，总其事者即内藤湖南。他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的理解，就带有鲜明的现代史学意识。
虽然他自述第一次为章学诚作年谱的竟是一位外国的学者，令他感到惭愧，于是产生重修章氏年谱的动机，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应是他从《文史通义》里看到了革命性的思想资源，才如此兴奋雀跃。44陶德民著、杨民译：《内藤湖南进步史观的形成——对章学诚 〈文史通义〉 的共鸣》，《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3页。
19《史微·凡例》，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第5页。张氏总结道：夫孔子，大圣人也，周公亦大圣人也，周公之圣为一代致太平，孔子之圣则为万世立名教，孔子之微言大义莫备于今文，周公之致太平之道明而孔子损益旧史垂教万世之义亦明。【59】而当内藤氏以史料论史、视章氏之学具有哲学特质时，其论述的现代意味不难体会，且内藤在二元视野内看待章氏之学，于是非本末之间讨论经史问题，无疑是谬以千里的，可以说他是以一种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40张尔田：《为定孔教为国教事敬告两院议员》，《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九号，第11页。
《史学年报》1937年第4期，第6页。【49在】此之前，受兰克史学影响的重野安绎（1827—1910）已经在其著述中对《大日本史》《太平记》进行了严厉的史料批评，认为世上流传之史籍多存史实讹误之说学问终归于考证，并在《儿岛高德考》《楠公夫子樱井驿站离别》等文中提出儿岛抹杀论，【50】这些鲜明地反映出彼时日本实证史学的知识氛围。虽然，在作为学生的夏鼐看来，在不可阻挡的知识与制度现代转型的大势面前，他的坚守无异于在做美满的梦，【71】但也应意识到，张尔田眼中的异域谲觚之谭，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自有其合法性，但不可能全然替代另一种知识与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有限性必将越来越鲜明地暴露出来。【32】是故，孔子以一身备天德王道之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天不生周公，不过关系一姓之兴亡而已，而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书犹在也。13张尔田回信现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
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30《史微·古经论》，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第150—151页。
当是时，孔子起，思以存前圣之业，袭取其义，述而不作，六艺因之而折中儒家，亦由史而经，正所谓：三代之典章法度一变而为孔子之教书，而后经之名始立，故经也者，因六艺垂教而后起者也。47《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说》，《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第68页。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号遯盦，浙江钱塘人，中国近代史学家、词人，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谱会笺》《清史后妃传》《遯庵文集》等书。《本末》体的出现，可说是回到了最早的《尚书》的体裁。39子安宣邦著、王升远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5—46页。内藤在中国学方面涉猎广泛，在中国史、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甲骨学、敦煌学、目录学史、满蒙史地等领域，皆卓有建树。
就此而论，无论是章学诚，还是张尔田，与内藤的认识皆存在着云泥之隔。45内藤湖南著、马彪译：《清朝的史学》，《中国史学史》，第286页。
29《史微·古经论》，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第150—151页。5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晚清以来形形色色的史学史著作中，几乎无人提及张尔田，而梁启超则备受尊崇，一直是文史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它与《文史通义》相比，虽不能算是名著，但它说明这样的名著虽不可能连续出现，但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想到它，并立志复兴它。
56《禹域论纂》，《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第169页。【7】后又在《中国史学史》一书的最后部分，将张尔田与章学诚、龚自珍、孙德谦等人并列于史意一项，在此项中，梁启超则作为反例出现，内藤在其名下注曰不知其意而妄作者。据邓之诚日记，1934年7月8日访张尔田，孟劬示挽日本内藤虎七律一章，是亦可已而不已者，可见悲痛之深。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与域外学术之关系呈现出一种单向引进模式，而对中国现代学术输出与域外影响的一面重视不足。
【54】明治以后，体现欧罗巴近世科学精神的实证史学登陆日本，推动了日本现代史学的形成。内藤研究中国史习惯从具有进化意味的起源谈起，认为可以在中国文献记录中找到这样的历史思想。
【67】张氏识见，胜意纷披，批评考据学，固然意在为章氏之学辩护，但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考据学存在的价值，而是强调在治学过程中，当二者兼擅方得其大，如其所言：二者如两曜之丽乎天，非是则不能以代明，又如车之双毂，非是则不能以致远。首先，章氏之学重博综，每立一例，必遍稽群籍，引证百家，不以己意度之。
大体上的史实从殷代开始才显现出来。10此文又刊于《史学杂志》1930年第3、4期合刊。
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张尔田：《内藤湖南博士手书诗稿》，《同声月刊》1940年第1号。【65】亦对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颇有微词。
实欲借此否定以科学方法比附考据学的行为。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集大成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
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致使传统学术没落的主因，即源于他视为知音的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域外治学方式。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
1917年后，二人开始鱼雁往来、诗书赠答。41张尔田：《论孔教与东南兵祸之关系及一年来对孔教诋毁者之心理》，《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八号，第3页。